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此诗是唐代大诗人王维十七岁时，逢重阳佳节，于河南焦作云台山而作。此处山势高耸，云雾缭绕，森林茂密；主峰孤峦峻挺，多生山茱萸，故得名“茱萸峰”。

山茱萸是一种落叶小乔木。每逢春日，簇簇黄花先叶而生，密密匝匝，绽放枝头，娇小可爱。仲夏结果，椭圆形，味酸涩。金秋时至，丹实累累，宛若玛瑙，晶莹剔透，绯红欲滴，亮丽夺目。入冬，树叶尽脱，枝干显露，苍劲古朴，满目沧桑。因四季观赏皆宜，西晋时，已有人“植之前庭（孙楚：《茱萸赋》）”。

少年王维，九九登高，极目远眺，观景怀人，诗情随兴骤起，佳句脱口而出。几缕淡淡乡愁，飘向远方，传诵千古。此诗家喻户晓，于兹不赘；然所插“茱萸”何指，却历来众说纷纭。

茱萸之属，大抵有四：山茱萸、吴茱萸、食茱萸、草茱萸。中医临症，主要用前两种。山茱萸，主生于陕西、山西、河南、山东、安徽、浙江、四川一带。而吴茱萸，则分布在贵州、广西、湖南、浙江等地。

王维世居蒲州（今山西永济），与其游学之长安，同属山茱萸主产地。时人盖不应舍近求远，去他乡摘取。故诗中所指，乃山茱萸无疑。况王维另有专写《山茱萸》之诗，曰：“朱实山下开，清香寒更发。幸与丛桂花，窗前向秋月。”以其学识，断不会混淆这两种植物。笔者大学“中药学”考试前，业师曾透一处重点：“山茱萸与吴茱萸之区别”。

就药理看，吴茱萸散寒止痛，降逆止呕。主要针对寒症，且有小毒（药典用量5克以下），养生调理，用之不宜。而山茱萸性平和，无毒；补益肝肾，收敛固涩。适应症非常广泛。

王维晚年，隐居秦岭北麓蓝田，对一处名曰“茱萸泮”之景点，曾有记述：“结实红且绿，复如花更开。山中傥留客，置此芙蓉（一作茱萸）杯。（《辋川集·茱萸沜》）”不排除此地有两种茱萸；然从药性考察，放于杯中泡饮者，应是山茱萸。“天门神武树元勋，九日茱萸飨六军”，是说南朝宋武帝刘裕，在重阳节宴群僚于戏马台，以茱萸酒为奖品，犒赏全军。此药酒，亦不会是吴茱萸所制。

认为重阳插头用吴茱萸者，源于南朝梁《续齐谐记》所载传说。

古时插戴之茱萸，虽有可能就地取材，或山茱萸，或吴茱萸。但以药性、口感论，所饮药酒（类现代山茱萸系列果酒），应为山茱萸泡制。由酒推之，当时重阳节仪式，应以山茱萸为首选。

“九为阳数，且为最大；而日月并应，俗嘉其名，以为宜于长久，故以享宴高会（曹丕语）”。“年年重九庆，日月奉天长（唐·沈佺期诗句）”。万物盛极，寓合收机；九九归真，一元肇始。因“九”“久”同音，故被赋予长久长寿的含义。重阳登高，鬓插红实，身佩绛囊，象征意义，远大于实际作用。旨在借红色带来吉运，驱除晦气，而非仅图佩药，祛灾辟邪。与端午悬艾挂菖蒲，重在仪式，提示预防邪气同理。若望此日插茱萸，便可得长治久安，但属美好愿望耳。宋代“红杏尚书”宋祁有云：“白头太守真愚甚，满插茱萸望辟邪”，自嘲中透出此意。

处方中，山茱萸常写作山萸肉、枣皮。“大补肝肾，性专而不杂，既无寒热之偏，又无阴阳之背（清·陈士铎语）”；“通利九窍，流通血脉……且敛正气而不敛邪气（张锡纯语）”。是平补阴阳，标本兼顾之良药。临床上，凡大汗虚脱，腰膝酸痛，阳痿遗精，遗尿尿频，眩晕耳呜，崩漏带下，月经过多等症，不论阴虚或阳虚，均可使用，颇有效验。

清末民初大医张锡纯，屡用山茱萸抢救元气将脱之病人，并发现，可用于治心疼（类冠心病）、出血、抽搐、四肢痹痛等症。常为后世效法。

王维此诗，除有精选之重阳意象，还唤起思念亲情的观感，引起丰富的联想。而后世对“茱萸”之辨析，尚起到了宣扬中医药文化的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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